股票杠杆平台排行而是从泥泞山路、简陋营地、枪林弹雨中一点点打出来的

1973年冬天，北京西郊的夜色来得格外早。中南海灯火未灭，文件、电话、会谈一个接一个，很多人的命运与职务，也在这样的冬夜里发生着变化。对于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来说，那一年的十二月，注定是他一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那一段时间，军队高层的气氛有些不同。不少军区主官在京开会滞留，关于“要有新的调整”的消息，在很小的范围内隐约传开，却没人知道具体会怎么玩。有人心里打鼓，有人暗自盘算，但表面上都很平静。军人出身的人都明白一句老话：军中之人，岗位不是自己的，命令才是自己的。

就这样，1973年12月15日那场中央政治局会议，把“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决定摆在了桌面上，也把李德生与陈锡联这对老战友的关系，推向了新的阶段。

一、从北京到沈阳：一纸命令的分量

1973年12月15日，中央政治局开会，传达毛泽东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指示。会后，毛泽东在自己的书房，同政治局成员和几大军区的负责同志谈话，提到“互相对调”的办法时，还特意说是“河南人发明的”，语气颇为风趣。

当时的李德生，身上有两顶重要的“帽子”：中共中央副主席，北京军区司令员。在军队和党内的分量都不轻，也因此成为毛泽东谈话时点名询问态度的第一人。毛泽东问他意见，他很干脆，表态“服从中央决定，对这次对调没有意见”。话不多，态度明确。

毛泽东随即点点头，又借机强调军人“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原则，还说，有人一听到调动就火冒三丈，不愿离开老单位，这是不对的。台上几句轻描淡写的提醒，其实是在场许多军区主官心里敲了一记警钟。

有意思的是，李德生的这个“开头”，突然让会议气氛轻松起来。其他几位司令员在接着表态时，都用了同一句话——“坚决服从中央命令”。这种整齐划一，很符合那一代军人的作风：个人情绪可以有，态度必须统一。

12月22日晚上，《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正式下达。命令写得非常简洁，却分量极重：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个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其中，李德生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接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任命生效时间卡得很紧——自接到命令之日起，十天内到职。

在这份命令之后，毛泽东又召开了一次小范围谈话，把八位司令员“点评”了一遍。谈到李德生时，他提到在北京干的时间还不算长，又风趣地拿“李铁梅”的名字打趣，说“你就是李铁梅，不过你是陪绑的”。这一句玩笑，在当时那样紧张的政治环境里，非常罕见，足见毛泽东对李德生的熟悉和信任。

毛泽东还笑着说了两遍“李德生活到九十九，上帝请你喝烧酒”，引得在场的人一起大笑。看似轻松的场面背后，是对即将展开的大范围军区调整的一种“暖场”与安抚。

会后，李德生到总政治部交接工作，他在安徽的职务由宋佩璋接任。不久，他乘专机飞往沈阳，走马上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与此同时，在北京军区接替他的，是多年战火之中的老上级、老战友——陈锡联。

就在这前后，两人通了一通时间颇长的电话。李德生并非毫无压力，沈阳军区地位重要、情况复杂，加上军区对调的背景特殊，他自然心里有不少顾虑。电话那头，陈锡联的声音很干脆：“好好干就对了！”没有大道理，就这一句，既是鼓励，也是提醒——军人看结果，说话不绕弯。

二、战火中结下的交情：从红十师到大别山

李德生与陈锡联的关系，并不是从高级岗位上开始的，而是从泥泞山路、简陋营地、枪林弹雨中一点点打出来的。

1916年，李德生出生于河南光山县柴山堡李家坝，出身贫苦农民家庭。1930年参加革命工作，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逐步从基层干部成长为一名成熟的指挥员。1955年授衔时，他被授予少将军衔。

比他大一岁的陈锡联，1915年出生于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高桥区陡山彭家村，同样出身贫苦。1929年参加革命，战斗经验极为丰富，在长期战争中以作战勇猛、指挥果断著称。1955年授衔，他是上将军衔，被称为“打仗数第一”的名将之一。

两人都出自大别山地区，因此李德生常说“陈锡联同志与我是同乡”。但“同乡”这两个字背后，更关键的，是他们革命道路上的相似与相交。

两人早年的经历，有几处颇为相近：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都很早参加儿童团，同属红四方面军序列，都经历过多次反“围剿”。不同的是，陈锡联在战斗中屡立战功，很早就在团、师一级上担任主官；李德生则因为张国焘错误路线遭受严重迫害，一度被撤销党内外职务，甚至被开除党籍，这对他个人发展影响很大。

1935年7月，红四方面军为接应中央红军北上，西渡嘉陵江，开始了艰苦的长征。当时，年仅20岁的陈锡联任红10师师长，在李先念指挥下屡战屡胜，是红四方面军里的青年名将。部队在四川甘孜整编时，受到处分的李德生被调到红10师交通队，任传令兵班长。就在这个时候，两人正式认识，从此结下几十年的战友情。

在李德生后来写的回忆文章中，他对陈锡联的印象很深。他提到，陈锡联身为一师之长，并不端架子，长征途中战斗间隙，总愿意和传令兵、警卫员聊天，讲经验、问情况。当得知李德生曾遭受错误迫害后，他专门找他谈话，鼓励他把包袱放下，继续干。

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陈锡联先后担任129师769团团长、385旅副旅长、旅长。在编制压缩、普遍“降职使用”的情况下，他反而提拔了李德生，让他先后担任通信排排长、通信连连长、特务连连长、副营长、营长。这种重用，对于当年刚从逆境中走出来的李德生来说，意义极大。

1938年，在太行山根据地，日军对八路军发动疯狂“扫荡”，陈锡联指挥部队进行激战。在某次战斗中，一颗子弹打穿了李德生的头部。这种伤势，在条件极差的战地医院，是极其危险的。陈锡联一得知消息，马上安排医务人员尽力抢救，还在紧张战斗间隙抽空去看望他。对于军中上下级来说，这样的关照早已超出一般工作关系。

1943年，李德生升任营长，不久调任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30团团长，暂时离开陈锡联所在的第三军分区。1945年抗战胜利后不久，陈锡联又把他调回麾下，任769团团长。其后，在陈锡联直接指挥下，李德生经历了多场恶战，逐渐被视为“攻得开、守得住”的骨干指挥员，经常执行刘伯承部署的“掏心战术”。

1946年，李德生升任二野六纵17旅旅长，离开陈锡联部队。不过两人仍在同一战略区作战。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陈锡联部与李德生部都在序列之中，翻山越岭、日夜行军，共同完成了一次极为艰苦的战略机动，为全国战局的战略反攻打下基础。

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整编时，陈锡联升任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司令员，李德生任第三兵团12军35师师长。二人再次形成直接上下级关系。直到1950年10月，陈锡联调任军委炮兵司令员，双方才在组织系统上分开。这之后的几十年，他们不再直接共事，但战火中形成的那种信任感，却一直保留到晚年。

三、“老中青三结合”与“好好干就对了”

说到1973年的“军区对调”，绕不开当年的另一个大事件——中共十大和副主席人选的讨论。

这一年的春天，在为中共十大的召开进行准备时，政治局讨论中央主席、副主席人选。毛泽东提出了“老中青三结合”的要求，这是当时确定领导班子结构的重要原则。

一次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的小型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谁来当副主席？”周恩来汇报了前期酝酿的情况。毛泽东听完后，用手指点着算人选：“恩来算一个，洪文算一个，康老算一个，剑英算一个。”这几位，年龄都偏大，或者属于“老”或属于“青”，却缺一个“中”。

在当时的划分标准里，四十岁以下为青年，四十至六十岁为中年，六十岁以上为老年。毛泽东点出的几位人选中，毛泽东、周恩来、康生、叶剑英都在老年行列，王洪文则属于青年，确实缺一位中年干部。

毛泽东沉默片刻后说，这个“中”，最好从军队中选。周恩来随即建议李德生，说他是军队干部，时年57岁，年龄合适。毛泽东点头同意。

当时坐在一旁的李德生，几乎没有心理准备。他站起来连声说“不合适”，自认资历、能力都不够，甚至提议由李先念作为候选人。坐在他身边的李先念轻轻拉了他一下，小声说：“主席都表态了，你就不要说了。”一句话，把场面缓了下来。

1973年8月30日，十届一中全会选举李德生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同年年底，他又从北京军区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一边担任国家最高领导机构成员，一边担任边防重要军区主官，责任极大。

也正因为有这样的背景，他在接到调任消息时，心里不可能没有压力。沈阳军区面向朝鲜半岛、苏联远东，是当时战略位置极为敏感的地区，指挥部队、防务协调、军政关系，各方面都不轻松。这个时候，陈锡联那句“好好干就对了”，不只是朋友之间的宽慰，也是老战友对他工作作风的一种肯定。

两人的性格和行事风格，有不少相似之处：对工作要求严、对自己要求也严，但对个人待遇、生活条件一概看得很淡。把军队、组织、任务看得比职位、地点更重，这种态度，在他们几十年的履历中体现得很清楚。

四、严谨作风与清简生活：两代将领的共通之处

说到李德生和陈锡联，不得不提他们那种有点“倔”的工作与生活习惯——对任务一丝不苟，对个人生活又极为节省。

据李德生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他每天从中午起就进入连轴转的状态，各种会议接续安排，很多时候要到深夜才结束。别人这时候可能已经回家休息，他反而刚刚开始处理文件、电报和分管单位的具体事务。

深夜回机关时，他从来不坐电梯，而是一步一步走楼梯上七楼。每到一层，都顺道去各部门值班室看一眼，问问值班员工作生活情况。有时候一句简单的“辛苦了”，对那一代战士来说，比很多客套话都实在。

七楼有几间空着的办公室，其中一间东北向的房间，放着一张大办公桌，是秘书处理文件的地方。李德生每次回来，就在桌子一侧坐下，一份份看文件、批示。绝密文件，他一定自己装入信封，再贴上“他人勿拆”的封条送出。这种亲自过手的习惯，既是谨慎，也是责任感的体现。

工作忙到后半夜，管理处安排了一位王师傅给他做夜餐。按当时标准，夜餐费用是五角钱，还要包含煤气费。李德生屡次叮嘱，不能超标准。于是，王师傅只好从大食堂买一个馒头，切片烤一烤，再熬点稀粥，配一瓶罐头酱菜，每顿用一点。如果哪天多出一点，再买条小鱼煎一下——这就是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夜餐水平。

有一次，一位老战友从外地来京办事，顺便带来一包家乡麻糖，价值并不高，纯属一番心意。李德生得知后，专门让工作人员把麻糖原封送回，并转达谢意。他的理由很简单：按规定不能收。对熟人也照章办事，说不近人情，不过在他那里，规矩就是规矩。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生活态度，在同时代的很多老干部身上都有体现。李先念的生活作风，就与李德生颇为接近。

有部下回忆，到李先念家请示工作，经常碰到他吃饭。他的早饭往往就是一碗粥，一个馒头，一碟咸菜；中、晚餐通常是一荤一素加一个汤，最多再添个小碟子，哪怕留客人吃饭，也只是量多一点，并不特地增加菜式。

李先念的子女回忆，他的衣服、鞋子，很多还是五六十年代做的，坏了就补，能穿就不换。吃饭时，他常把掉在桌上的米粒捡起来放进嘴里。住院期间，家里人想给他增加营养，用五六个橘子榨一杯橘子水。他知道后很心疼，说：“这样太浪费了，以后不要挤水了，吃两个就饱了嘛！”

晚年长期住在北京医院时，子女有时去人民大会堂餐厅打一份汤，每份要二十五元。他知道后，一再叮嘱，叫他们别去了，说“太贵”。这种节省，未必是经济上的需要，更多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从战争年代走来，对粮食、对物资的珍惜已经成了本能。

从这些细节看，李德生、陈锡联、李先念这代人，在生活上的“抠”，与他们在工作上的认真其实是一体两面。对自己严格，是一种惯性；对公共资源小心翼翼，则是一种朴素的纪律意识。

五、卸甲之后：老战友的相聚与告别

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李德生和陈锡联并没有“相忘于江湖”，反而有了更多以老战友身份共同行动的机会。没有了上下级关系，更多的是战友、朋友之间的来往。

1988年秋，陈锡联、秦基伟等老同志赴太行山看望老区人民，鼓励当地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建设好根据地。李德生也在队伍之中。太行山对他们来说，不只是地理名词，而是年轻时浴血奋战的地方。以这样的身份回去，看望的是人民，回望的也是自己的过去。

1995年8月25日，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驻京老战友座谈会”，李德生与陈锡联一同出席。两人在会上交谈许久，话题大多绕不开战时经历，绕不开那些已经不在场的老战友。

1996年4月7日，北京郊区大兴县“北京野生动物森林”里，一片新栽的树被命名为“红军林”。那天，有38位经历过长征的老将军来到这里，参加义务植树，李德生与陈锡联也在其中。有人发出感慨，说当年走长征时谁能想到，会有这么一天，以栽树这种平静的方式纪念过去。两位老人只是笑笑，撸起袖子种树，一言不发，动作却很利索。

1997年，两人见面的次数尤其多。3月28日，他们一起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电影《大转折》首映式；4月28日，又共同出席“纪念叶剑英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7月1日，两人一同参加庆祝香港回归的招待会。可以看出，在许多重要场合，他们依然是彼此身边熟悉的身影。

1999年6月10日，陈锡联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李德生听到消息，极为悲痛。他在2000年12月5日以《威猛震敌胆，打仗数第一——深切缅怀卓越的军事家陈锡联同志》为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深情回顾这位老领导、老战友的一生战功与品格。他在文中坦率写下“我为失去陈锡联这样一位老领导、老战友感到无限的惋惜和悲痛，我将永远深深地怀念他”，言语不多，却看得出沉重。

从红十师的战地帐篷，到大别山的丛林小道；从解放战争后期的兵团机关，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军委机关、各大军区；再到晚年一次次在人民大会堂相对而坐，他们之间的关系，始终绕不过一个词——战友。这两个字里，有生死信任，有上下级扶持，有彼此提醒，也有那句很朴素的话：好好干就对了。

1973年“军区对调”时，两人一个去北京，一个赴沈阳，看似是位置的交换，实际上也是各自肩上的责任重新分配。在那样的年代，在那样的岗位上，他们的个人情感、个人选择，都必须为国家大局让路。这一点，他们都想得很清楚，也做得很干脆。

这一代人的命运，从少年时代就被卷入战火，一步步走到共和国高层，又悄然退到幕后，最终归于平静。他们用几十年的行动证明，军人的位置可以改变，战友之间的信任却很难变；职务可以更迭，但对组织、对使命的那种朴素态度，很难被磨掉。

当年那句“好好干就对了”，既像战场口令，又像是他们一辈子的行事准则。对他们来说，这话既是对别人说的，也是说给自己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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