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季图文激励计划#最近县城婆罗门的话题又火了起来。之所以说“又”是因为十多年前北大社会学博士博士冯军旗的一篇《中县干部》，就曾让这个群体火了一阵。而现在赶上经济下行，在裁员降薪、爆雷断供等惊涛骇浪中瑟瑟发抖的都市社畜，回到家乡后惊讶的发现，当年读书时成绩远不如自己的昔日同学，因着家族的优势在县城把持各种政商资源，过的如鱼得水，一时大受震撼又心生不忿，这种情绪积蓄的多了，伴随着一位大V的超级爆文，县城婆罗门算是再一次出圈。
然而，在我看来，这次的崭露头角，无疑象征着县城婆罗门的荣光之巅。随着时间的流逝，县城婆罗门这个群体虽依旧存在，但其价值含量和这群人所体验的幸福感，恐将逐渐降低，走向下坡之路。这倒不单单是因为从严治dang、依法行zheng等政治要求，而是，孕育这个群体的生存土壤，正在慢慢的衰落。
县城婆罗门之所以活得如此滋润，其实质在于他们巧妙地掌握了权力与财富这两大命脉。谈及权力，婆罗门之所以被称为婆罗门，关键在于其世袭制度的稳固。这得益于县城精英阶层历经岁月的沉淀，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圈层文化。在这个圈子里，成员们彼此搀扶，共同维护着对县域内权力资源的世代传承和绝对控制。这种传承不仅确保了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的持续影响力，更为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社会资本。
然而，未来的两大趋势将使得这种代际传承与垄断变得愈发艰难。首先，随着人口缩减，机构与行政区划的合并将成为必然趋势。人口衰减如同潮水退去，对于一二线城市或许影响有限，但对于县城——尤其是那些位于中西部、资源匮乏、发展条件有限的县城来说，机构与行政区划的合并将是未来几十年中不可避免的命运交。
这首先就意味着权力资源的内卷。本来县城权力蛋糕就那么大，一桌饭两锅人吃的局面既然不可避免，斗争自然会越来越激烈。当权力圈层的稳定结构被打破，再想像以前那样代际传承，难度自然也就大了一个量级。
其次，随着公招准入制度的日益严格和高端化，沙子混入其中的门槛似乎降低了。国家层面当然是不愿见到县城婆罗门这种现象的蔓延。然而，由于县城地处偏远，天高皇帝远，这些权力小圈子在私下里勾兑，国家也往往难以插手，只能无奈地看着这种现象的发生。
但招考制度的出现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个禁忌。公考发展二十多年，到现在其公平性也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时至今日，别说考试过程中的暗箱操作了，设萝卜岗都越来越难。而在公考之后，这些年事业编乃至地方国企招考也越来越规范，虽然横向对比公招还有不小差距，但纵向对比的话，这种改善趋势还是看得到的。
县城本就资源有限，优质的就业机会更是稀缺如星，往往被体制内所垄断。考编的规范化，如同筑起一道高墙，阻断了代际传承的暗流。我无法阻止那些背后的不正当操作，但我可以紧握选拔的关口，让权贵的二代、三代无法轻易涉足这片领域。同时，我敞开大门，欢迎那些出身寒门但心怀梦想的子弟，让他们有机会跻身这个圈子。只要我牢牢守住入口，那些所谓的精英，便无法再依赖父辈的关系轻松上位，想要成为世袭的婆罗门贵族，难度将会变得越来越大。这样的改革，虽然艰难，但正是为了打破旧有的不公，让更多的人看到希望的光芒。
在权力的光辉之外，县城婆罗门们曾引以为傲的资源、财富，如今也日渐干涸。
其实县城婆罗门这个东西，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并不让人艳羡。毕竟论行政级别，县长县weishu记也才就一个正处级，绝大部分县城精英，一辈子到头也就是个科级别。这点子级别，搁在中国权力结构中实在不够看。论生活环境，绝大部分内地县城也好不到哪儿去——基本上是相对低端甚至粗陋的存在。所以但凡有点本事，都是不愿意在县城生活的。
对县成婆罗门的后代来说，尤其如此。可能普通的农民子弟觉得当个县城普通干部也很不错，但作为县城精英的子女来说，他们的出身和站位，决定了他们的眼界更高，学历也大概率更好（毕竟他们从小就占据了县城的最优质教育资源），所以县城这种芝麻大点的前程，对他们本身是吸引力不够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县城婆罗门的子女，但凡有点本事的，也都不怎么稀罕继承县城婆罗门的身份，而是宁愿到大城市当卷王。
那为什么现在县城婆罗门又开始热乎起来呢？这其实跟这些年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很大关系。
县城婆罗门的权力虽然在手，但其含金量并不如外界所想象的那样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并不突出，或许在县城的普通民众和农民眼中还算得上不错，但对于那些出身优越或具备一定能力的人来说，这些待遇显然缺乏吸引力。他们宁愿选择在大城市中担任白领，也不愿在县城的混乱体制中度过一生。
然而，县城婆罗门之所以在近年来备受瞩目，是因为他们在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发展中获得了三笔可观的资金。这三笔资金分别是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土地财政以及发债权。这些资金的注入，使得县城婆罗门在经济上获得了巨大的支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这三笔资金的涌入，改变县城婆罗门的经济生态。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给予了他们稳定的经济来源；土地财政，通过土地出让为他们带来了丰厚的收益；而发债权如同，为他们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
这些资金的流入，不仅提升了县城婆罗门的经济实力，也使得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逐渐上升。他们开始参与到更多的经济活动中，成为了县城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同时，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提升。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保证了县城婆罗门的基本福利待遇，土地财政让他们获得了大量的额外财政收入，发债权则让他们短期凭空增加了大量新增财富。而这三笔资金，除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使用相对规范，后两项，县城政府部门——实际上也就是县城婆罗门，是有相当大的自主支配权的，并且这种支配权，又延伸出了大量的利益。
这一下就让县城婆罗门咸鱼翻身，对于普通财政供养人员来说，这意味着他们能够获得丰厚的合法收入，小日子过的舒舒服服。
对于那些掌握资源分配权的人来说，这其中的诱惑与权力无疑是巨大的。权力，本质上便是能够左右资源的分配。拥有的资源越丰富，其手中的权力便越显分量。而在这世上，几乎所有的资源都与金钱紧密相连，宛如一对孪生兄弟。昔日的县级政府，常常因财政拮据而捉襟见肘，那时的权力，显得苍白无力。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县级政府如今拥有了土地财政和发债所带来的巨额财富，宛如一夜暴富的幸运儿。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财富，如何合理分配，成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这其中的权力，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支配力，更是一种能够带来丰厚回报的投资机会。因此，对于那些手握资源分配权的人来说，他们所拥有的，已经不仅仅是权力，更是一种能够改变命运的神秘力量。
县城婆罗门的崛起，其根源在于权力与经济的交织。权力，始终是那个权力，然而，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发展模式却赋予了它前所未有的重量。在这股浪潮中，县城的权力拥有者们巧妙地把握住了机会，累积了巨额的财富，一跃成为了隐形富豪。而那些普通的财政供养人员，也如同船上的乘客，随着波浪的起伏，水涨船高，逐渐演变成了小城的贵族。
然而，这一切的美好都是基于人口增长和经济高速发展的特定背景。当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经济步入中低速增长的阶段，这一切的繁华都将如同潮水般退去。权力与财富的交织，或许能在短时间内造就一时的辉煌，但真正的稳定与繁荣，却需要更深层次的思考和长远的规划。
县城的人口流失与基础设施的显著改善，预示着未来的机构精简与行政区划的撤并将成为新的常态。与此同时，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落幕，中央财政的增长也步入了稳健的轨道，大量的资源将被投入到科技创新与国际竞争中。在此背景下，县城所依赖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不可避免地会有所减少。
更为严峻的是，土地财政的崩塌已然显现。随着人口向大城市的聚集，高能级的城市依靠资金与人口的优势，尚可保留一部分土地财政的利润。但对于众多的内地县城，特别是那些缺乏产业的地区，卖地赚钱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那些曾在外打工、回家买房的农民工已经老去，新一代农民工在人口减少、城市竞争激烈以及大量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背景下，更可能选择留在城市。县城的房产，注定将失去其吸引力，成为价值归零的象征。
此外，过去那种以经济建设为名、大肆举债的日子也已成为历史。除了卖地，举债曾是许多县城筹集资金的重要手段，但这也带来了沉重的地方债与隐性债务。贵州独山水司楼，便是这一时代的缩影，它见证了县城在债务重压下的挣扎与困境。
现在，地方债务已经受到了严格的监管，正在经历艰难的债务化解过程。这使得许多地方，尤其是那些缺乏产业的县城，再想发债已变得困难重重。即便在长远的角度来看，即便债务化解结束，中央再度放宽限制，允许地方有节制地举债，这种机遇也极有可能不再眷顾县城。
为何如此断言？原因在于，经过二十年的高速发展和建设，大部分基础设施已经完善；同样，如果一个地方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依然无法孕育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那么在经济发展从高速进入中低速，发展模式从粗放转为集约的新阶段，这个地方的前景堪忧。除非有奇迹发生，比如突然发现了丰富的矿产资源，否则很难再有新的发展机遇。
既然这些地方注定难以在经济上有所作为，那么继续背负债务也就失去了意义。它们或许只能依靠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来维持基本的秩序，默默地走向衰落和消亡。对于众多缺乏产业、缺乏造血能力的内地县城来说，三大财源的减少，尤其是土地财政和借款渠道的断绝，无疑是致命的打击。这不仅意味着县城的未来发展黯淡无光，更象征着县城中的精英阶层再也难以获得额外的财富来源。
那些曾经的意外之财已然消失，甚至那些原本稳固的合法收入也面临严重威胁。因为县财政已几乎完全依赖中央（省）的财政转移支付，这样的状况预示着经济基础的剧烈动荡。更糟糕的是，随着机构的精简和行政区划的合并，他们只能为那些微不足道的利益而竞争，犹如争抢苍蝇肉般惨烈。
这种局面从根本上削弱了县城婆罗门的经济基础。随着经济的衰退，县城婆罗门的吸引力也大幅下降。那些有能力的婆罗门子弟，对这种微小的世袭利益失去了兴趣，他们宁愿选择远离故土，去更大的城市和平台寻找机会。而那些没有能力的婆罗门子女，则因为考编制度的规范化和严格化，失去了进入公门的机会。
过去那些为婆罗门子弟提供庇护的大户——地方国企，也受到了从上而下的规范化制度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由于地方经济因财源枯竭而衰退，这些依赖垄断资源生存的县级国企，将面临新一轮的倒闭潮。即使那些能够幸存下来的企业，也会因为地方经济的衰退，而使得利益变得越来越微薄。
有能力的人不再愿意维持县城婆罗门的身份，没有能力的人则无法融入新的权贵圈层。而那些勉强融入其中的人，所获得的利益也远不如前。随着县城婆罗门身份所能带来的利益日渐减少，这个曾经的利益集团也将失去其世袭传承的经济基础。
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县城婆罗门会彻底消失，但未来的他们，必将失去现有的光环，陷入长期衰败的漩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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